2016年5月，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，正式否决了一家中国公司对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养殖企业之一，基德曼公司的收购。

这已经是半年来澳洲第二次否决中资公司对相关企业的收购申请。

“有钱也买不到”的尴尬，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屡见不鲜。“中国人来啦，来买土地了”的消息往往会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当中引发一种恐慌心理。

对刘永好来说，化解这种尴尬似乎没有难度。2013年以前，新希望集团海外业务的主阵地在东南亚，在此之后，新希望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速，业务拓展到了俄罗斯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。其中澳大利亚是其重点关注的国家。

2013年收购澳大利亚大型牛肉加工商KPC畜牧业公司。

2014年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共同见证下，刘永好与澳大利亚企业家签署了《中澳企业间农业与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谅解备忘录》。

2015年，新希望乳业作为最大股东，成立了澳大利亚鲜奶控股有限公司。

新希望在澳大利亚的业务涉及牛肉、牛奶、奶粉、煤矿等行业。可以说，澳大利亚是新希望国际化重要的一步棋。

那么，海外“买买买”应该遵循怎样的方式？作为出海最早的探路者，6月5日，刘永好在《对话》栏目中分享了他海外买买买的诀窍。

为什么要去澳洲？

刘永好：其实澳洲农业领先主要是因为它的土地太多，生产要素成本比较低，这是第一个。

第二，它的环境保护比较好，蓝天白云，草的污染很少。同样的牛奶，放在自然环境下，你会发现澳洲牛奶存放的时间要长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它带的菌少，本身空气的污染相对比较少，牛肉同样也是这样，有很多比较优势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决定在澳大利亚要做投资，要做大投资。

第三我们也做了承诺，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。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准备大大干了。

我们一定要找一个，第一，英文倍儿棒的。第二，对澳大利亚、对西方的法律关系非常清楚的，对会计准则很清楚的，另外又做过投资收购这样的人。

陈伟鸿：你找到这样的人了吗？

刘永好：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找，找到一批这样的人，其中一个叫张天笠先生，是在美国念的硕士，在法国念的博士，而且在海外已经工作了大概20多年，把他请过来了，而且来了以后确实倍儿棒。

我们想不单单要找好人，更重要是新的机制，我们集团出钱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另外，我们成立了新希望产业基金和厚生投资基金，这个基金是PE基金，我们用全球去找一些投资人，共同来投资，有人，又有钱，还有机制。

陈伟鸿：张天笠先生负责什么呢？

刘永好：他是基金合伙人，今后赚的钱他都有份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事业的基本的保证。再不能像以前那样，傻的到处去找翻译，上厕所都不敢走。

刘永好：张天笠到澳洲去一待，半年、一年，我们的团队去就地卧倒，跟当地几大会计师事务所、跟投行结合，另外到农村去、到牧场去，跟他们交朋友、聊天，看他们愿不愿意收购，效果超过了我的想象。

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：可能也没有想象这么容易，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波折。比如说牛肉这件事情，全球肉牛主要生产大国，大概是三个区域，一个就是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第二是北美，还有南美，巴西、阿根廷、乌拉圭，都是肉牛的生产大国，最后聚焦在澳洲。实际上澳洲肉牛企业里面排名前20的企业基本上都接触过，过程持续了接近两年的时间。

陈伟鸿：看完这20家企业，你最想要拿下的企业，跟你们最终出手的企业是同一家吗？

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：还不是，澳洲企业分成三类，一类就是第一梯队，有三家国际巨头控制的企业。第二梯队大概就是排名第四到第十的企业，还有第十位以后很多中小企业，所以我们重点在第二梯队。当时接触一家在澳洲本土做的非常好的一家企业，形成了架构上的共识。但是在后来过程当中，这家企业和现在收购的企业管理团队有一定的矛盾，我们当时也蛮纠结的，找了很多外部专家，包括当地其他企业聊这个事情，最后认定我们收购这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更先进，团队更努力，而且更容易利益共赢，最后我们也是忍痛割爱，走到这一步。

收购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牧场

刘永好：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有超过2000个澳籍的员工，以前以为美国高，后来发现澳洲人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比美国高将近一倍。

工资高，我们怎么样保证还有效益？这个时候就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，我们出了一个共享机制吸引人才，吸引我们收购的企业的这些人才，让他们来支持用户，因为道理很简单，他们更爽了，他们收入提高了，他们得到尊重。现在在澳大利亚，他们对我们收购模式认同，以至于我们后面对于奶牛牧场的收购都得到了极大肯定，大家都觉得你们做的好，我们愿意合作。

陈伟鸿：这杯牛奶跟你的收购之间有什么关系？

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：澳洲我们收购的企业，他最大的特点，就是牛奶是A2。

陈伟鸿：这个词很专业，什么叫A2的牛奶？

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：A2的牛奶里边的酪蛋白，和其他的奶不太一样，消化过程当中不会产生一种物质，这种物质在亚洲人群当中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的反应，或者是免疫功能上的过激反应，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乳糖不耐。

陈伟鸿：这样一个高端优质的牛奶，对于澳洲企业来说也是宝贵的资源，在收购过程当中，他们心甘情愿吗？

刘永好：他们在澳大利亚把前100名都看过了，看过了最大、最好的牧场，养的奶牛最多，质量最好，产奶量比整个澳大利亚平均水平要高出20%、30%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家企业养了澳大利亚最好的A2这个牛，占到全澳大利亚A2牛的65%。

他说要是合作可以，收购不行，我们不愿意卖，因为他说我们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，几代人传下来的，而且我们的技术、种类、产出都是澳大利亚第一的，不愿意卖。谈了半天没谈妥。但是我们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。

我们找到第二大的牧场主谈，他说第一家技术最好，规模最大，他非常认同第一家，而且他们以前认识，然后他就帮我们斡旋。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方案，我们和第二大和第一大的牧场主，再找一个牛奶加工企业，这四家组建了一个叫澳大利亚鲜奶控股公司，我是第一大股东，共同来收购第一位的公司。而第一位的这个公司仍然可以参与管理，仍然是股东，又仍然在这个地方，品牌也不变，他们觉得很好。

他们本来就看好了周边好几个牧场想收购，但是他没那么多钱，我们联合起来以后钱就多了，现在又收购了旁边的几个大牧场，现在占地有几十万亩土地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最好的A2奶牛的65%的种群。

用这种新的模式我们在澳大利亚整合养奶牛的企业，整合奶源，整合加工，非常容易。#p#分页标题#e#

我们把这个奶牛厂收购下来以后，又收购了第二家、第三家，现在我们正在考虑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我们正在考虑整个澳大利亚奶牛养殖场的布局和未来的发展，怎么样面对澳大利亚市场，面对中国市场，把我们的A2牛奶卖到中国。这是很大一盘棋，联合起来求发展，就是中国、澳大利亚农业及食品百年计划的目标。

在美收购，女儿做主

在新希望集团海外扩张的版图上，美国作为全球高端农业大国和最大的农业贸易国，当然被视为必争之地。布局美国如何落子？未来长远规划又是什么？一系列“美国任务”落在了刘永好女儿刘畅的身上。三年前，她刚刚接任新希望最大公司，新希望六合董事长职务。

陈伟鸿：做出美国收购的决定，还是您做的吗？

刘永好：因为我们是生产饲料的，搞养殖的，玉米、黄豆、豆粕这些，所以我们应该在原产地，在资源最好的地方去做一些收购。三年前刘畅正式走向岗位，也是交接班。

陈伟鸿：对年轻人来说考验太大了，第一步就要迈向美国了。

刘永好：她上任以后跟我讨论，我们养殖最大的成本在哪里？在饲料，饲料最大的成本在哪里？在原料，而原料最好的地方在哪里？在美国。

所以必须掌握一手材料，我们派人去不现实，假如我们收购一个全球粮食贸易的企业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主导权，能够了解信息，我们的原料价格肯定便宜，所以刘畅就说，我们是不是收购这样一个贸易公司呢？

陈伟鸿：你们看上谁了当时？

刘永好：当时曾经想到ABCD太大了，我们收购不了。

陈伟鸿：ABCD是哪四家公司？

刘永好：国际上最大的四大粮商，ADM、嘉吉、邦吉、路易达孚，是全球粮食和大宗货物贸易的绝对领导者和控制者。

陈伟鸿：我们能拿下他们吗？

刘永好：不可能。因为他们都有几十年，上百年的历史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们贸易量非常巨大，贸易额都是以千亿美元来计算的。所以刘畅就说好，我们到美国去调查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收购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，而且正在成长的企业。我们锁定第二梯队领头羊。

新希望六和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江南：一开始是冲着大股东去的，希望控股，但是对方还是有一点想法的，他们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，邀请一个中国股东来控股它的企业还是有一定顾虑的。

陈伟鸿：后来结局怎么样。

新希望六和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江南：我们收了20%的股份，达到了一定的目的。

刘永好：我跟刘畅是不同看法，我觉得没有控股就没有话语权，至少50%，刘畅也同意，就去谈，人家是很好的企业，投资回报非常高，不断成长，管理层占了30%几的股份。人家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是最大市场的客户，但是不愿意把控股权交给我们，而且拿不出来，谁都不愿意卖。

陈伟鸿：这个消息传过来之后，你和刘畅之间有过什么样的交流？

刘永好：我就说再做努力，51%不行，50%行不行？50%不行，45%行不行？30%行不行？也不行。后来刘畅说不是要控制它，是要拥有信息，我们要了解全球谷物的动态和仓储情况和期货市场的情况。而这些我们的收购的对象蓝星公司，非常有优势。

最后我觉得也行，因为她是董事长，当然她说了算。另外一方面她是对的，现在看起来真是对的。我们的收购对象非常高兴，接下来签了很多协议对我们非常有利。

陈伟鸿：你觉得你和女儿谁更国际化？

刘永好：第一我英文不太懂，出去一定带翻译。第二，我在海外生活相对比较短。而她英文很好，因为她在国外上学，她的教育程度比我高，她长时间在海外生活学习的经历，所以她的国际化程度应该比我高。第二方面，她比较时尚，朋友圈都是相对国际的人才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是不如她的。第三，她不管是穿着打扮或者喜好、爱好，或者对于移动互联网的认识和信息化的搜集来源，都比我强很多。从国际化角度显然我是不如她的。

收购以后的麻烦事

刘永好：其实收购以后最大问题，原来管理层和我们收购方是不是能够协调，有很多的企业被收购以后中国派人去管理，但澳大利亚是有规定的，外来的员工不能超过多少。

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：遇到两个问题。一个就是在发达国家工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也需要给澳洲管理团队首先吃定心丸。给他们充分的激励，使他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，我们不需要从中国派员工过去，实际上澳洲的企业由中国人去管，这事本身也不是那么靠谱的。

刘永好：工会是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都会遇到的挑战。我们收购大概6到8个月之后，需要跟工会进行下一轮的谈判，这叫集体雇佣协议，实际上就规定了未来的三四年之内员工的薪酬增长是什么情况。最后我们给了员工一个非常友好的方案，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员工，尤其是蓝领工人，比行业平均工资高20%。

陈伟鸿：这能够触动他们的积极性吗？对于高福利的国家来说，其实有没有那点加班费，我都不太在意，我要的是更加舒适、美好的生活。

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：陈伟鸿说得也很对，还涉及到一个排班的事情，现在很多工厂员工是所谓工作四天，休息三天，这样更符合他们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。但是在他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给他更好的薪酬待遇，但是也希望他的效率上提升上来。所以最后我们是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。

刘永好：这个格局包括成立一个产业基金，像张天笠以及几十个高素质的国际投资人才，他们为什么愿意留下来，有一个共享机制。我们收购以后有可能你的收益会比以前要高20%甚至更高，我们基本上要保证。但是你得给我们保证，效率要提升，形成利益共同体，这种情况下工会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，管理层问题也解决了。

最近有两单中国企业收购澳大利亚的农场事件，被澳大利亚当局否定了，而且在媒体上说中国人来了，大量收购澳大利亚的土地，澳大利亚有担心，所以导致了审批的难度。

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想不一定要收那么多土地，去收产业的要点或者是最重要的环节来连接这些土地，连接这些牛羊不是更好吗？所以我们收购了澳大利亚的牛的屠宰企业，而通过这个屠宰企业，又联合了几千户大型牧场，跟他签订五年、十年合同，实际上我们变相控制这些土地和牧场。这样就没问题了，农民都欢迎。这也是西方很多公司通常这样做的，因为这样不敏感。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的是牛肉，我们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和食品安全，他们要的是什么？他们要的是心理上的安全和就业，我觉得这种也是解决恐惧的办法。

陈伟鸿：最近一次吃到澳洲牛肉大概是什么时候？

刘永好：在一个大型的活动上，在上海，澳大利亚总理宴请了大概1000多个企业家，吃澳洲的牛肉。当时就是说这个牛是来自澳大利亚的，但我们很清楚，那个牛排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企业生产的，是中国造的。

陈伟鸿：这个“中国造”跟您之间有什么关系？

刘永好：#p#分页标题#e#两年多以前，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并购基金，有很多国际投资人，共同去全资收购的澳大利亚原来是第四大的牛肉生产企业，到今年底我们会把它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，同时出口到中国可能是第一位。

我们并不是说只看今年和明年，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更长，这是做产业和投资不完全一样的地方。

很多大宗原料都有一些国际性的企业，而在高端动物蛋白，就是牛肉、羊肉、对虾、海产品这些，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者。既然中国有最大的市场，我们又做这个行业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导者呢？这就要求我们从源头开始来布局。

第一，有好的机制，有一批人愿意做这样的事，跟我们一块干。第二，要有人才，国际化的人才，本土化人才。第三，需要相当的资金，要耐得住寂寞。